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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清华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2024）演讲精粹系列二：数字产业发展》一文。

大会二现场

       2月23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2024)在浙江大学举行。当日下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陈煜波教授主持了本届年会的大会二。大会二邀请了相关领域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围绕数字产业发展发表主旨演讲，分享最新成果。

       大会二首位演讲嘉宾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交大行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宏民以《加快培育数据服务市场，促进数据要素成长》为题，从产业层面解读数字要素，数据要素服务市场以及数据交易平台。他指出，数字经济发展大致会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数据数字化阶段，大量数据信息通过数字化呈现，带来快捷、便利、安全的效果；二是数据要素化阶段，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融合以创造更多财富，其特征是增值和协同；三是数据驱动化阶段，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引领产品开发和行业转型。他还提出了“生产要素成长三阶段”的观点。他认为，劳动力、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成长过程都经历了自用、共享和交易这三个阶段，数据要素应该也不例外。当前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方式如金字塔一样，大量在自用，部分有共享而只有很少量是在交易环节。因此我国的数据要素服务市场应该根据其实际情况，提供不同形态的服务；同时需要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交易场所，提供安全便利有效的交易规则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总之服务市场要伴随用户共同成长。

       他还探讨了数据交易平台在数据要素市场的定位问题。他运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平台化推进双五力模型”分析了数据产业的内部特征（市场集中度、信息透明度、规模经济强度、产业链长度以及用户的风险度等内五力）和外部环境（政策法规、技术环境、用户偏好、盈利模式和主流企业接受度等外五力）。研究表明，数据产业只要有效控制好用户风险，是很适合推进平台化的。同时外部环境还有待于改善。因此该行业的合理策略应该是，建议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改善外部，另一方面抢先占位，循序渐进。在企业、政府和各类用户的共同努力下，数据产业是可能打造成为一个环状产业的，即以平台为核心，产业各种功能和业务围绕这个平台；平台成为产业发展的引擎，牵引着整个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陈宏民教授发言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员、阿里巴巴集团原副总裁孙军工以《数字经济的公平逻辑与实现路径》为题，从法学视角谈论数字经济发展。他指出，法治体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需要反哺经济并让经济有秩序、有规则地发展，而当前执法者对数字经济的本质和数据要素价值等尚未形成根深蒂固的认知，建议年会邀请更多跨界人士参与，跨界融合、价值共生才是中国数字经济实现变道超车，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多年的实践探索证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要素需要法律规则调控，只有法律规则的保障和指引，才能让经济发展越来越快。毋庸置疑，数字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数字化生命体，研究数字经济一定要打破学术本位局限，只有各行各业都参与讨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结构和前景，以及运行过程中所需的政治法律制度，数字经济才可能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实现和维护公平的法理基础是要确保每个人参与贸易的权利得以实现，只有以此为依托，才可能消除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平权。通过平台，“小如蚂蚁”的中小企业可以整合起来与“巨如大象”的大企业竞争，但这种竞争需要在法治的红线内稳妥进行，一些互联网平台因市场垄断等问题遭受处罚也再次印证，法治就是要维护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竞争环境。数字经济发展也带来新的治理问题，如社会结构的高度分化与定型化带来的民众诉求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日益增强；传统科层制治理的刻板思路，难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而形成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等；法治体系特别是司法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社会受众基于数字经济的培育而激发和不断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带来公共数据如何“为民所用”的问题，以及跨境数据流动和国际数字治理问题。从全球的角度观察，大众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已成为普惠发展的新热点，中国可以从政策层面、技术层面、社会机制、监督和治理、公共服务与就业机会等方面统筹推进。总之，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数字经济越发展实现公平就越重要。

孙军工研究员发言

       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孙建明以《海南省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实践与思考》为题，以探索实践、困惑与难点、思考与计划三部分进行了关于海南数据实践的分享。探索实践部分，海南通过公共数据治理与开发引领数据要素流通：一方面采用“三目录、三清单”强化公共数据归集与治理，建立了全流程数据治理闭环管理机制，打造了全省统一基础库，制定了全省统一的数字化率评估标准，形成了自动化审核模式；另一方面主动规划应用场景加快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纵向深化海南数据要素应用场景实践经验，横向拓展国家和海南自贸港封关重点关注领域应用场景。此外，力争通过创新模式打造海南省数据产品超市：以“政府+企业”双轮驱动，确保公共数据安全、合规、高效开发利用；基于全省统一的七个一能力底座，以“前店后厂”模式架构数据产品超市，构建集数据“归集共享、开发生产、流通交易、安全保障”四位一体的数据开发利用创新平台；并强化“产品化”的数据交互服务模式。以及完善规则体系确保数据要素安全流通：在政府层面，建立了贯穿数据要素化全生命周期的法规和政策制度；在数据交易所层面，创新规则体系推动数据要素有序流通。最终通过多种模式推动产业数据开放与流通，第一打造融合应用场景推动产业数据开放，依托海南省数据产品超市双千亿量级的政务数据和社会数据资源，打造数据融合应用场景标杆案例；第二从数据资源治理、数据产品开发与利用、确权与合规评估、数据产品交易全方面服务推动产业数据开放。

       困惑与难点部分主要由两方面组成，一是数据要素场内场外融合难度大，二是数据要素对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尚未完全体现。思考与计划部分，海南愿意通过打造符合数据要素特征及流通特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统一标准化的“面向开发利用的数据目录体系”、从产学研政多方挖潜重点行业的“乘数”场景、推动形成全国性数据基础规则与制度四个抓手，为全国要素市场继续积极探索。

孙建明副局长发言

       每日互动总裁刘宇以《让数好用，把数用好》为题，围绕数据要素、数智应用、数字经济三方面分享了数据产业实践以及遇到的困难。他指出，数据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其具有无形性、非排他性和可复制性。需要像对待核燃料一样用好大数据，解决数据安全与合规边界问题以及技术标准和应用场景等问题，克服不敢共享、不愿共享、不会共享的挑战。数据是分级分类的，也是分场景封场景的，应该对不同级别和类别的数据采取对应的管控和流通措施，还应与场景相结合，同样的数据在不同场景中能发挥多种作用，需要根据场景进行封装的实践。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发布规定了数据的“红绿灯、车道线”，让数据要素的车可以平稳运行，而大数据联合计算中心这样的基础平台就像是为行业建造了“高速公路”，又进一步为数据产业提速。数据的安全措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比如利用无磁盘计算设施，让数据变为可用不可拥；或是采取向量化压缩技术，让数据可用不可识，将原始数据经过向量空间的映射形成脱敏数据。刘宇还介绍了将公共数据和产业数据应用于交通领域的实例，为每个交通路口进行画像，并配置绿波路线，提高了城市路网的交通效率。他还认为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引领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产品应从项目制走向产品化和服务化，力争交付标准统一、产品采购统一、全国平台统一、交付质量统一。相关产业正在积极行动，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和浙江大学就联合打造“数字中国共创班”，邀请更多服务政府以及政府相关行业齐心协力解决问题，让数据要素在中国服务更多的领域，为服务国计民生重大场景作出贡献。

刘宇总裁发言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冯耕中以《我国产业互联网发展实践及其若干思考》为题，从发展历程回顾、基本形势判断、未来发展思考三个方面探讨了产业互联网的有关内容。他指出，在互联网应用创新领域，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平台经济也是国家的重点主导方向，在消费品电子商务领域诞生了阿里巴巴、京东这样的世界级企业，但是在大宗商品/生产资料电子商务领域却没有出现世界级企业，其内在原因值得大家思考。从商品的生产流通来看通常包含商流、物流、资金流，在实践上对应到了三个典型领域。第一是大宗商品电子商务，在过去20多年里这一领域曾得到快速发展，被广泛认为是现代商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出现一系列的风险事件，这个领域处于恶劣的市场生态环境，社会矛盾突出，2010年之后大宗商品/生产资料电子商务发展持续受到了严格的政策管制；第二是以网络货运为代表的物流服务平台领域，过去20年也有比较快速的发展，目前呈现出以线上为主、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物流服务模式，然而各地对发展道路货运平台却保持着“又爱又恨”的态度；第三是金融服务创新领域，目前进入多主体专业协作的平台化的供应链金融阶段，这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有效途径，在过去20多年里这个领域也爆发了许多典型的风险事件。总结过去20多年的发展历史，他认为这三个领域具有以下共同的发展特征：第一，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交易、物流、金融服务都经历了线下为主、线上线下结合、线上化平台为主的非常相似的发展阶段；第二，三个典型领域的发展都呈现出市场主体鱼龙混杂、风险事件频发，引发的社会矛盾突出；第三，宏观上，政策精神为鼓励电子商务、数字贸易、数字化转型，鼓励发展数字经济；第四，微观上，政策精神为加强管理、合规经营，甚至清理整顿、禁止、零容忍。

       他对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基本形势提出以下判断：一是自由创新发展的时代不再存在，规范管理与创新发展并重；二是大宗商品流通创新总体上政策趋紧，没有放开迹象；三是需要在国家总体安全观下理解未来的创新发展。对于未来工作重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全面指明了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学术方面，我们不能仅仅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研究问题，而更应该重视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研究数字经济的未来趋势；政府方面，要守正创新，妥善处理好创新与风险的关系，特别是做好网络化监管体系建设；企业方面，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趋势，目前企业界开展的产业互联网生态体系建设是有益的尝试，希望能够取得突破和成功。最后，希望政产学研用多方加强合作，共同加快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冯耕中教授发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以《数据的资本化》为题，分享了对于从数据到数据资产到数据资本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基本逻辑的思考。他通过对资本循环的思考，解释了要素和产品，其本身都是无法增值的“死资产”，而资本化是将无法增值的“死资产”转化为可以增值的“活资本”。他将货币资本转化为活资本的过程与数据资产的资本化联系起来，强调了数据资产在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中的重要性。他提到了数据资产的两种形态，即自然资产的数字化登记和标注，以及交易行为的记录的数字化存储，并认为这些数据资产需要通过数字化的匹配技术，如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实现资本化。然而，当政府数据在缺乏“资本化”的微观主体支持时，往往会成为死资产，政府数据需要赋能数字化，但面临着无法与应用场景相结合，资本形态的具体化困境，其核心在于数据安全和产业应用之间的两难。数据具有非竞争性，而其排他性或者非排他性，则严重依赖于法律制度和认知壁垒等。此外市场价值估测的离散度十分重要，异变性高、离散度大的东西都难以质押，数据资产的交易难题在于缺乏可靠的定价机制和资产证券化的难度。

寇宗来教授发言

陈煜波教授发言

       在后续的圆桌论坛环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陈煜波主持，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过程管理与效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冯耕中，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姜广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寇宗来，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孙建明，阿里巴巴集团原副总裁、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员孙军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袁哲，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赵瑜等围绕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以及企业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

       冯耕中教授认为，由于各种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出现起伏和波动是正常的。经过过去20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产业互联网领域出现盘整期，需要我们积极思考和应对，而没有必要悲观失望。盘整期是暂时的，是蓄积力量和形成未来突破的重要阶段，我们对未来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另外，对于高校中的广大教师和学生来讲，我们应该重视问题场景的变化，在相对稳态的社会里需要研究的常常是微观的问题，然而在快速变革的社会里需要研究的往往是宏观战略问题，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都会有比较大的不同。希望我们广大的教师和学生能够结合中国的现实问题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以助力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姜广鑫教授认为，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技术推动，从而产生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新消费群体和消费场景，这些反之也促使人工智能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在技术特别是新质生产力技术的发展仍存在一定短板，我们需要提出自己的颠覆性新质生产力技术。而很多新技术是诞生在企业的，作为大学老师和科研工作者，要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真正回到企业，到企业中落实技术的推动。同时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也面临着如GPU断供、商业软件无权使用等外部风险，这会为技术和模式等发展埋下隐患。

       孙建明副局长认为，针对数据超市建设中可能存在的限制问题，运营方的主要职责是安全高效地供应公共数据，并将产业数据融合起来，形成交易服务的平台，需要负责日常运营，包括外部数据引入、公共数据加工处理、合规性审核以及市场推广等。运营方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得运营权，其主要收益来自于为进驻利用公共数据开发数据产品提供的基本支撑和技术加工所形成的利润分成。而对于技术壁垒可能导致的市场垄断问题，数据超市的运营模式是开放型的，各个行业的数据商是主体，运营方为其提供基础支撑服务，并获得相应回报。运营规则采用按场景授权的规则体系，总体来说是一个开放的运营模式，并非是垄断性或封闭性的。

       孙军工研究员认为，当一些互联网企业遭遇发展困境时，走出困境的核心理念在于“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一些企业在创业之初确立的使命愿景很高远，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就无法做到坚守使命，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企业一定要重视合法合规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要更多地关注外部世界，而不是仅仅关注商业模式的快速迭代或单项技术的创新。“只拉车不看路”已经成为企业经营者的巨大前进障碍。他认为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共同研究和投入，并希望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能够有更高站位、更远眺望，以更好地适应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满足全球需求，企业经营者一定要想清楚发展数字经济对于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这样才能在历史的发展中找准企业的定位，这也是走出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最后，他强调企业的领导者应该具备预见性和洞察力，并祝愿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不断披荆斩棘。

       袁哲教授认为，数据和算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通过利用数据资产，个性化推荐可以促进平台交易匹配的发生，从而增加平台成交与消费。此外，算法也会影响消费者购物行为，尤其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使情境更为复杂，基于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内容能大大提升广告效率。最后，平台可能利用算法的力量，促使平台上司机延长工作时长，从而将司机的剩余转移到平台自身或者消费者，这是值得警惕的，需要对算法进行监管。此外，企业应当拥抱监管、拥抱全球化、拥抱技术，并优化营商环境，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第一，当前监管环境较为严格，阿里等企业需要更加谨慎，同时也需要学者提出建议，优化监管政策，成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润滑剂；第二，企业需要拥抱全球化，利用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将中文或英文内容翻译成其他语言，以减少全球化贸易障碍；第三，成熟的企业也需要优化营商环境；第四，技术在企业发展中极具重要性，特别是如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并创造更多价值。

       赵瑜教授认为，鉴于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广度，新闻传播学已经被纳入其中。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快速改变交流和社会结构的背景下，错误信息、虚假信息、恶意信息等信息失序问题日益得到传媒学科的关注。这里会引发几个重大的跨学科问题，首先是如何运用技术。面对信息失序，社会规制面临“科林格里奇困境”，急需哲学社会科学形成研究合力，提供技术向善的规范体系和行业边界，为数字经济赢得更光明的前景。其次，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共意见讨论更加多元化，但也存在舆论交锋中的不对等现象，引发关于审慎公共舆论生态的担忧。例如数字虚拟世界让每个人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但也容易受到技术干预，如智能机器人复制舆论的问题。她呼吁加强人文社科与技术工程领域的合作，并强调了传播伦理的重要性。

大会二圆桌论坛

       最后，浙江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主持行政工作）魏江教授作闭幕致辞。他认为，数字时代人类仍被机器和工具绑架，而人文社科的发展在当下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同时也需要为社会承担更多责任。这一时代，需要管理、经济、法律、社会、传媒、文化、艺术、传播领域研究者的坚守，不能因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而丧失坚守。他相信，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中，人文社科越来越重要，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这样的论坛越来越必要，相应的讨论也应该越来越深入。他代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及浙江财经大学，再次向各位老师、同学、朋友，特别是各位远道而来的知者表示由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