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多事之秋，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模式转向创新驱动模式之际，南京市人民政府于9月8日主办“2018南京市长国际咨询会议”，以“营造一流创新生态，打造全球创新聚集高地”为主题，借鉴有益经验、集成多方思想，会议期间南京市领导与中外嘉宾互动交流，共商创新良策。中心主任陈煜波受邀参加会议，就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和人才现状以及如何打造人才驱动的创新高地做了主题演讲。
“2018南京市长国际咨询会议”于9月8日在南京成功举办，参会嘉宾齐聚一堂，共商南京创新大计。
“六朝古都”、“十朝都会”，这些意义深远的别称为南京带来的是不可复制的人文积淀，同样也伴随着沉甸甸的历史期许。2016年，南京GDP已突破万亿；2017年，南京GDP占江苏全省比重达到13%。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103家落户南京，其区域内经济引领作用正不断加强。
然而在“不再以GDP论英雄”的当下，质量发展与可持续的经济动能已成为新时期城市管理者更为看重的方向。南京近年来陆续启动了“121”战略，“1”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2”是打造综合性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中心，最后的“1”则是营造一流的创新生态体系。坐拥53所高等院校，教育体系完善，科教综合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的南京加码创新经济，摒弃传统工业思维，打造新型营商环境，为城市发展探寻新路径。
南京市市长蓝绍敏
南京市市长蓝绍敏在主旨演讲中介绍了南京目前的发展情况。他提到，南京尽管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但南京科教资源优势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创新优势，南京科技创新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创新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科技工作转型慢、新旧动能转化慢、科技成果转化慢、原创性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等。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在此次会议中讨论“南京解决方案”，蓝绍敏市长提出了“如何打造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如何更好地推动创新资源持续集聚”、“如何实现深度的跨界融合创新”、“如何更好地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米’”以及“如何使南京创新名城建设更具竞争力”等五个大类、十余个具体问题，供参与者探讨。
·创新制度：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手
‘三低一高’、加杠杆等发展方式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现阶段的创新发展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增加经济中的科技含量’。”如何使我国在全球产业的微笑曲线上向更高附加值的两端移动？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指出，我国已经有创新的意识，但高效率的落地实施方案仍需进一步探索。
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许善达将我国的创新环境与美国作了对比，指出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美国的创新主体是企业，利用他们对未来的敏锐嗅觉，提高创新效率。在所有专利授权中，我国企业专利授权只占到18%，而发达国家企业的发明专利占80%以上；我国企业做基础科学研究的占1.6%，与美国的40%还有很大差距。同时，美国政府推出了各类支持创新的政策，如2018年企业可将技术改造购买设备的投资一次性计入成本，不用提折旧，相当于政府为企业提供了21%的无息贷款，用于帮助创新企业增强创新活动风险抵抗能力。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最大作用相互协助，是提升整体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军民融合”体制也有利于提升科研创新效率、提高成本，“尽管现在我国的军工企业与民营企业已经开始互动，但范围和深度非常有限，最多称之为‘军民结合’，”许善达强调，“军民融合”是创新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基础。
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
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同样提到了创新活动的风险问题及对于投资环境的高要求。他提出，“创新资源的流向则决定于哪里有更加适宜创新的市场环境，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创造一种吸引和聚集创新资源、并使其能产生更高效率的小环境。”他以深圳为例，介绍了不同城市的“小环境”对创新的影响。“建设创新型城市有两个重要条件值得重视。一个是建设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另一个要有更高的研发强度。” 2016年，南京研发投入320.3亿，研发强度为3.05%，在国内排名第9，与深圳的4.2%，以及韩国、以色列4-5%的研发强度相比，仍有提升的空间。地方政府需要摒弃“大企业崇拜”的作风，需要将活跃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视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基础。
·创新支持：需要怎样的资本？
南京的金融产业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10%。但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此次咨询会中强调，虽然南京金融业体量非常大，但传统银行业，即“负债类金融”占据了绝大比重。“负债”意味着需要有资产的抵押，“由于技术具有随机性，不确定性非常高，初创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资金不足，抵押物也不足，不可能做债务融资。”同时，由于超高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的特征，政府引导基金往往仅能较好的起到“兜底保护”的作用，新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壮大依然要靠市场的力量。相似的还有我国的创业投资基金，他们同样习惯发力于后端，前端发起能力依然很弱，急需培养他们走向前端的能力。他提出，建立起“合伙人制度、跟投机制（对项目全程负责）、投资委员会（最终决定权）与分散投资（如单个投资项目总额小于资产的10%）相互作用”的激励机制或将有所帮助。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许善达在交流环节补充道，对于萌芽技术和企业的培育和金融支持，美国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参考。美国国防部设有一个基金，为每个专家每年提供一定量的资金，“广泛撒网”投资于各类萌芽技术和企业，“统计投资成功的技术大概有70%，效率比‘投票表决’高很多。”另外，政府通过较小数额的保险资金撬动更多风投资本扩展新技术投资范围的做法也值得探讨借鉴。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强调，金融和科技的深度融合将发挥1+1大于2的优势互补作用，将对其他产业的发展意义深远，“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时候，金融的支持显得非常重要。我们算过从基础研究、开发中试到工业生产的三各环节所需要资金配比是1：10：100，每个环节失去金融的支持都可能夭折。营造一个支持创新的金融环境和金融生态尤为重要，科技成果的迅速转换离不开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等各类资金的大力支持”。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
·创新基础：新经济需要怎样的新人才？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国家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新奎向我们介绍了数字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新特征，如在货物、服务、人员、资本外，数据正成为第五个极为重要的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跨境资本金流动以及跨境自然人流动四个传统的服务贸易模式外，第五类“体现在货物中的服务”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数字经济‘巴尔干化（碎片化）’趋势将不可避免，数字经济的监管管理模式改革正面临全球空白，将是一个很大的创新空间。”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国家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王新奎
新要素的出现也为“传统企业逆袭”提供了新的可能。IBM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首席营销官周忆称，“大数据、数字化能力如今对于传统龙头企业转型尤为关键，将数据从垃圾变成黄金，仍有非常大的空间。对于那么如何实现多方联动，把宝贵的科学资源、研发资源，能够转化产能、转化为商业价值这一问题，周忆强调了“同创”这一概念，并表达了与南京政府、高校及其他机构组织合作的美好愿景。
IBM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首席营销官周忆
德勤中国资深合伙人、德勤中国创新主管合伙人刘明华同样强调了“数据”这种新生产要素数据的重要性，“如何吸引、赋能、保护这些要素，如今已成为决策者政策制定时的关键考量。”
德勤中国资深合伙人、德勤中国创新主管合伙人刘明华
然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对南京的数字经济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发现南京数字经济发展虽位于国内前列，但在长三角地区优势不明显，应用需求相对滞后。他特别指出，虽然南京教育资源优越，但与邻近的创新城市上海、杭州及苏州相比，南京在人才数字化素养、数字化转型、高水平人才国际化程度、行业高端人才集中度以及高水平人才吸引力等方面优势并不明显。陈煜波称，南京如今在吸引年轻人才学者、促进学校及学科间交流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尤为关键，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需加强中高层人员数字化素养，增强产业对高水平人才的吸引力和承载量。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
在创新、开放和世界一流教育体系的共同推动下，爱尔兰已经从过去欧洲最不发达的经济体之一转变为当今以高科技经济为支柱的高度繁荣社会。爱尔兰驻华大使李修文同样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爱尔兰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建立了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体制，任何一个城市发展都是依赖于人。并且通过教育的发展，我们吸引了各类利益相关方，从而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
爱尔兰驻华大使李修文
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施一公从自己多年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经验出发，指出“基础研究”与“顶尖人才引进”对于创新的底层基础及支持性作用。“例如1984年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单克隆抗体的发现，如今为世界创造每年1000亿美元的市值。中国太过重视商业模式创新，但极容易被复制。我们现在最缺的，是基础科学研究的创新。尖端科研和核心技术依赖顶尖人才，而吸引人才、进行创新城市建设，依赖的是创新文化。清华大学为了留住一流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国际惯例，实行流动制教授改革，行政治院、教授治学、学术导向决定行政服务，让教授有更多时间精力好好做研究和教学。”
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施一公
·创新保障：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
在主题演讲 “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高地”中，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兼理事会主席蔡瑞德提出，“创新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推动力，也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方面。中美商会正致力于通过全球合作促进创新，”他指出，“加强信息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开放国内机构、让信息更自由地流动，开展跨国界的政商合作进行技术监管是三个实现创新目标的基础，外国企业在华创新和投资如今仍面临着缺乏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及标准相关政策限制等阻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障体系亟待完善。”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兼理事会主席蔡瑞德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科研成果转化“小岗村”试验的大力推动者徐飞则强调了“明晰产权”的关键作用，“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明晰对创新的确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如果避而不谈最根本的所有权的问题，就只是改革了皮毛，无法形成对创新发展的进一步强有力推动。在学理和法理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西南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西南交大九条”——自2016年引发至今，已有180多项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分割确权，注册成立高科技创业公司24家，带动社会投资近8亿元。其核心突破有三点：一是专利权“纯”国家所有变成国家、集体、个人混合所有；二是“先确权，后转化”，在专利转化之前，首先明确产权所有；三是针对所有权的改革。徐飞强调，“修订《专利法》是目前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根本之道，西南交大建议，尽快修改《专利法》第六条第一款，将职务发明权属由‘单位所有’修订为单位与职务发明人‘可以约定所有’。”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科研成果转化“小岗村”试验的大力推动者徐飞
“相比于中国‘事前层层把关、事后监管平平’的审核制做法，美国采用备案制与惯例法机制，对商业创新的支持效果可能更好，”德勤刘明华建议，“南京在‘不见面审批’服务的基础上，可考虑进一步引入‘多方联席委员会机制’以及‘具有区域性特色的负面清单机制’，建立起‘特事特办变成常态创新’的标准化商事流程。”
·创新舞台：城市需要发挥怎样的作用？
曹远征见证了深圳的艰难经济转型后，为南京的城市管理者特别强调了“城市包容性”对于创新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深圳市户籍人口不多，但是非户籍人口几乎超过户籍人口，流动性很强，具有很好的包容性，”这是人的方面，包容性带来了更多创新的可能性；“深圳有许多配套企业已经成长为‘小巨人’，某家为华为、中兴生产电源的深圳企业，如今已经占领世界30-40%的市场份额。”城市包容性带来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多样性，这是产业的方面。“包容是活力的基础，活力是创新的基础，提供更好的教育与医疗等基础服务，才有可能吸引到更多人才。”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则从城市发展角度出发，强调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必要性。“如果再继续强调的已经形成的利益结构改革，或者在已经形成钢筋混凝土框架城市建设中再调整有难度，但实际上技术创新正在为我们提供新的选择机会。但如今，智慧城市建设仍是‘碎片化’的，需要进一步的系统化整合，以城市创新引领营商环境改善。”李铁表示，当技术创新与社会发生最紧密联系的时候，无论与住房、建筑、社区、园区还是每个人发生联系之时，技术变革就会取得最大化的应用场景，这是未来城市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探索。
此次市长咨询会从技术、人才、资本等多个角度为南京的创新发展打开了视野和思路，未来，南京在创新之路上必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蓝绍敏市长总结时毫不讳言：“技术、人才、资本是用脚来投票的。”南京能否成为新经济新时代下的城市转型新样本，值得各界关注与期待。
财经网宏观 2018年9月8日 《南京市长五大自我拷问，创新名城怎么建？——2018南京市长国际咨询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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