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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迎来历史性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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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智库 2018年4月17日 郑大海 


       数字经济浪潮正在席卷全球,我国正向着积极拓展网络经济空间的目标不断前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关键词,说明中国数字经济已步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加速发展,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转型的先导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凝聚了一批中青年专家学者共同完成,并发布了《201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提出中国数字经济正迈向在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拐点。


一、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持续蓬勃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引擎。


       课题组成员、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周剑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从发展速度看,中国数字经济增速高达18.9%,总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增长速度居全球前列。从产业规模看,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2.6万亿,占GDP的比重为30.3%,仍显著低于全球其他主要国家。从增长贡献看,数字经济对GDP增长贡献率高达58.7%,有力促进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周剑表示,2017年以后基础型数字经济比重将逐年下降,但是保持稳定增长,并为融合型数字经济提供有力支撑。融合型数字经济占数字经济比重为77.2%,增速高达25.7%,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达88.2%,增速与贡献率均创新高,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所以报告指出,2017年是中国数字经济内部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拐点。 


二、基础型数字经济稳步增长


       报告指出,中国电子制造业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复苏势头持续向好。电信业转型步伐加快,业务总量与收入增速同步提升;软件产业平稳发展,占基础型数字经济的比重不断提高;互联网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成为拉动数字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以演进性、泛在性、动态性和自主性为特征的信息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课题组成员、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产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中心主任张东表示。


       张东认为,网络基础设施加速向高速率、万物互联、智能化升级,5G将在2020年前商用,智能网络将在2025年初具规模,预计到2020年全球将有超500亿台设备连接。平台基础设施逐渐成型并向云与边缘计算融合化以及感知智能化方向发展,边缘计算成为平台基础设施的新战场。传统物理基础设施逐渐向数字化转变,当前年新增1500万台机器中,只有10%实现网络连接,基础设施升级空间巨大。


三、融合型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报告指出,随着信息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信息通信技术持续创新发展,有利于各重点行业深入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快速发展。


       “融合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引领我国制造业提质增效、转型创新,并加速向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迈进。”课题组成员、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周剑表示。他认为,重点行业数字化投入产出出现价值新拐点,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指数级加速增长态势,轻工、电子、机械、纺织行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接近或跨越中等水平。


       据报告统计,2017年我国生产设备数字化率为44.8%,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46.4%,数字化设备联网率为39%。2017年我国智能制造就绪率为5.6%,比2014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


       周剑表示,装备行业以数字化研发工具的集成应用和基于产品的智能服务为双向突破口,提升产业价值链水平。装备行业围绕产品全生命周期研发创新开展积极探索,行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79.8%。原材料行业以强化制造环节的智能化水平为着力点,打造集约高效实时优化的生产新体系。行业智能制造转型趋势显著,石化、大型钢铁行业智能制造就绪率分别达到6.8%、18.3%,在各重点行业当中居于前列。可以说融合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增强了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四、变革重构新型业态


       报告指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快融合发展,创新生产方式与商业模式、重塑产业组织和生产流程、重构企业与用户关系,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课题组成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姚磊表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融合渗透有效降低了企业内外交易成本,促使企业组织模式产生深刻变革,越来越多的企业呈现出网络化、扁平化、柔性化等主要基本特征。例如海尔“人单合一双赢”模式、小米极致扁平化组织模式、韩都衣舍“大平台+小前端”的组织模式、华为“铁三角”模式等新型企业组织模式不断涌现。


       “数字人才成为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核心驱动力。”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表示,“数字人才开始向传统行业大规模渗透。


       “随着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些行业出现技术性失业,但同时也创造出了新增就业机会和就业模式。”课题组成员、滴滴出行副总裁魏东辉表示。他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就业人口呈现正增长,变化率变动较大,就业模式具有更加灵活多样。新型灵活就业模式对就业增长影响积极,增加了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而且收入提升效应明显,并为社会创造了就业缓冲器和蓄水池。


五、数字业态需要因势利导


       报告指出,数字经济正在构建以“数据+软件”为核心的新世界,基于软件构建数据自动流动的规则体系,把数据转变为信息,信息转变为知识,知识转变为决策,以数据流不断优化资源的配置效率,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基于数据驱动的新动能。


       课题组成员、埃森哲大中华区副主席吴琪表示,平台经济是一种技术驱动的新经济形态,由多方参与形成的生态系统。平台通过维度赋能价值创造流程:价值主张、价格撮合、交易保护、个性互动以及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他认为,平台经济有利于推动业务转型,强化客户联系,减少资源共享成本,降低跨国运营门槛;有利于推动组织转型,打破企业边界,推进组织扁平化,打造行业生态圈;还有利于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促进企业从销售产品转变为提供服务,强化行业生态系统核心地位,通过数据变现等创造企业新的营收与利润来源。


       虽然数字经济平台的发展带来了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但是对原有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制、社会治理等带来去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形成了准公共性与商业性、传统条块监管和平台网络化形态、平台发展迅速和治理手段落后等三大矛盾。


       “创新平台治理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课题组成员、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张新红表示,他建议:一是建立业务分类的治理模式,二是完善多主体协同的治理体系,三是提升政府的数字化监管能力,四是增强政府驾驭经济复杂状况的能力,五是加强对数字平台垄断和网络中立等问题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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